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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十一选五玩法说明:中国二十五年来的法治历程

    来源:百度 编辑:民生网友 发布时间:2019-05-16 05:16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它是指导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原则。根据这一指示,新

    云南快乐十一选五 www.vvkk2.com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它是指导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原则。根据这一指示,新中国不仅逐渐开始了自己的立法工作,而且通过调整改造旧大学的法学院系和建立新的法学院校,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培养了骨干人才。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既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国家法制建设的良好开端。但从1957年夏季开始,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法制建设逐渐停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并得到迅速蓬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立了健全法制的16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2年,制定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部宪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法制基础。随后,法律体系逐渐形成,法学教育初具规模,法律逐渐从书本走进生活,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普法运动使人民的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1996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将其写入宪法和政府工作报告。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继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这不仅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且必将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 法学理论研究

    从1977年算起,25年来,法学理论工作者不断突破理论禁区,积极参与国家的立法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贡献。法学界先后讨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民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以及法制与法治、权利与义务、依法治国、人权、司法改革、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法律体系、法律关系、法律解释、法律效力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那些对国家法制建设有影响的重要理论问题。一是那些对于法理学学科建设有积极意义的理论命题。同时,理论法学除了法理学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学科对法治基本原理和原则的研究,这些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法治理论问题

    1978年前后,法学界出现了恢复1954年宪法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讨论。学者们论证说,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凡属我国公民,一律平等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即使对于犯罪分子,我们可以依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是,他们的其他权利则与其他公民一律平等。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法的阶级性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者们对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法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提法提出质疑。在讨论法的阶段性与社会性、法的阶级性与法的继承性、法的主观意志性与法的客观性等问题的过程中,一致明确承认法的社会性、人民性和继承性,从而限定了法的阶级性的适用领域,客观上论证并服从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

    80年代初,法学界讨论了政策与法律的相互关系,讨论中突出的问题是政策与法律是否需要划分彼此不同的界限。讨论这样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同时也是人们的行为准则。讨论中,主流的意见是,在我国,法律必须以党的政策为指导,但是,党的政策只能在原则上指导法律,而不能取代法律。根据“文革”时代的经验,如果党的政策可以取代国家的法律,则不仅会导致法律毫无权威,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局面。人们还认为,法律对国家正常秩序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由于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秩序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拔幕蟾锩苯崾?人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正确理解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学界中方方面面的议论也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我们的法制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人民的意志就不能充分体现在法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法制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没有法律,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很难维护,侵犯民主权利的人就受不到法律制裁,受害者也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救济。一直到今天,当我们概括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时,这样一种前提与确认的表述还是得到人们的认可。

    90年代开始,理论法学经常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人权问题。在我国,由于某些原因,人权问题长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最早肯定人权积极意义的是在1979年《光明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论人权与公民权”。90年代末,随着对外宣传的需要,人权问题被再度提出,并逐渐发展成为理论法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一发展过程说明国家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开放,学者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入,而讨论的结论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公认,成为共识。在讨论中,学者们分别涉及了人权的历史、分类和概念,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人权问题的成果,它们在梳理人权问题历史、阐发人权理论精义、对比中西人权观念等方面,皆有重要贡献。人权问题的讨论,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发展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越来越关心,这就迫使学者们思考如何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充分表达人们的要求,使这种要求在理论上具有合法性。同时,还有些学者通过社会调查来描绘公民的权利意识,多角度审视权利?;せ坪拖肿?并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权利的时代。

    在理论法学关注的问题中,“法治”始终名列前茅?!拔幕蟾锩苯崾?人们就一直呼唤法治,希望通过法治使个人权利得到维护,使国家可以长治久安。与社会上的呼声一致,1979年学者们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问题。在关于法治的讨论中,首先引起争论的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当时学界大致上有三种观点,它们分别是主张法治、主张人治以及人治与法治相结合。虽然这三种观点的论点论据都不重要了,但是,这种讨论涉及如何预见未来我国社会中法律的作用。争论的结果是法治主张逐渐流行起来。在讨论中,学者还讨论了法制与法治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区别。长期以来,学者们更愿意使用法制一词,并有意无意地将法制与法治等同起来。然而,学者们在讨论中逐渐明确,法制与法治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对象。法制主要指法律制度,但有了法律制度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法治。而法治强调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最高地位,它涉及治国理论或原则。而法治与法制比较彻底地分开,并取代了法制一词的地位,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一词之辨,花费了将近20年的时间。

    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围绕司法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至今还没有结束。在讨论中,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一个引起法律界整体关注的问题。与以往的讨论主要由学人组成不同,司法改革的讨论除了学人之外,还有官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参加。第二,这是一次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具体建议的讨论。人们关心域外司法改革的经验,关心司法权的组织和特性,从而丰富了自己对于司法的认识。人们还关心如何在现在条件下改进司法工作,因此,才有了具体的庭审方式改革,有举证责任倒置,有法袍和法槌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改革措施更是丰富多彩,有所谓先例制度,有还权于审判员,有判决书附带“异议”,有为解决执行难问题而采取的具体措施等等。第三,这是一次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参加讨论的理论法学话题。虽然两岸相关领域学者研究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海峡两岸在法律理论问题上一直缺乏合作研究。司法改革问题的讨论集中了两岸公法学者的智慧,也使两岸学者得以分享对方的经验。第四,在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学者和实际部门的人们不断建议,为了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应该设立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最终,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22次全议通过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正式规定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并在2002年完成了首次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法理学学科建设问题

    25年来,理论法学讨论了一些对于学科建设特别有意义的命题,这些命题使得理论法学可以区别于其他法学学科。在这当中,法理学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深受原苏联法学思想的影响,法学基本理论一般被称为“国家与法的理论”。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不能突出法律理论研究的意义,学者们对这种把政治理论与法律理论合在一起的做法提出异议。1981年,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材把“国家与法的理论”改称为“法学基础理论”,突出了法律理论问题。而在80年代末,学者们又将“法学基础理论”再度改名,将法律理论问题的研究称为法理学的研究。

    1983,法学理论界开始关注法律体系问题。对于法律体系,人们有广狭两种理解。广义的法律体系包括法律意识、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三个组成部分;狭义理解则认为,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核心,以部门法为主体的形式统一、内容和谐的法律规范整体。学者们还讨论了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人认为,这一标准只能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即社会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除了调整对象,人们还应该注意调整方法的重要性。第三种观点主张,在对象和方法之外,还要关注社会关系的发展。第四种意见认为,不应该坚持某一种方法的至高地位。这种讨论对于了解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联系,了解法律规范的整体性,甚至对于国家的科学立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1988年,在长春举行的法学基本范畴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了“权利本位”的观点。在后来逐渐深入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义务本位”论或“权利义务一致”论等观点?!叭ɡ疚宦邸敝髡?法律或法学应该以权利为本位,权利是了解法律的根本途径。而“义务本位论”主张,义务才是整个法律的关键特征,只有掌握了义务的特点以及它与权利之间的联系,人们才正确而充分地理解法律的本质?!叭ɡ逦褚恢侣邸痹蛑髡?权利与义务本没有谁更重要、更基本这样的含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律设置权利和义务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维护公民的自由和利益。围绕权利义务关系的讨论在当年是一件大事。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法律或法学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核心或理论出发点。这一出发点不是政治信念,而是一种体现人们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精神。

    9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特别关注法治问题的意义,关心它对于国家正常秩序的重要作用。因为这时的听众主要是国家和地方领导人,学者希望使他们重视法治问题。从中期开始,学界对于法治的研究开始了一个新动向,那就是不再特别关注法治的重要意义,而是开始探索法治究竟是什么。因为这时的听众主要是学界和大众,他们需要明白法治究竟是什么。90年代中期之后的学者论著回应了这种需要。同时,与探索法治究竟是什么有关,学者们开始讨论法治的本土资源问题。这种研究告诉人们关注我们所面临的实现法治的环境是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又该如何部署实现法治的安排。

    理论法学对于法律解释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法律解释是一个相对技术化的问题,是法律理论中不能忽视的问题,甚至还是一个使理论法学能够与其他学科相互区别的问题。学者们具体分析了法律解释的特点、方法和解释体制,对理论法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如何在文化的层次上认识法律现象,即法律文化问题一直是理论法学和法律史学的关注点之一。有人主张法律文化是特定民族、国家和地区内所有法律活动的产物;也有人认为,法律文化就是法律产生、发展和运行的观念的总和。充分地认识法律文化问题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使人们暂时脱离形式各异的法律规则而思考其总体精神,可以使人们对于当下法律的认识提高一个层次,以便从变化多端的法律现象中发现它持久而稳定的一面。当然,要真正回答法律文化的问题并不简单,因为这需要有大理论来加以说明。同时,鉴于这种问题的研究除了需要高远的理论框架之外,还需要比较扎实的史学基础,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书判笔记,甚至轶闻趣事都有所了解,否则,对于我们民族的“生活样式”和法律在其中的作用很难有所发现。

    与理论法学的学科建设有关,理论法学的研究开始注意到研究方法问题。从80年代开始,理论法学界间或有人提出法学研究,特别是理论法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有的学者提倡哲学研究,即运用若干哲学基本范畴来说明法律现象,例如整体与部分、形式与内容等。由于这些范畴比较陈旧,且其合理性仍需证明,因此,其议论难以引人注目。也有人运用社会学的某些方法和假设来研究法律现象,其论虽然新鲜,但失之于零散?;褂械难д呷衔?根据其所依据的资源不同,有政法方法、解释方法和社科方法三种。政法式研究以当下之政治话语为根据,否定法律领域内过去的政治话语。解释方法则先强调一个体系,然后顺势而下强调规范分析。社科方法则关心实际生活中的法律规则和它的适用,发掘其中的道理。

    法学理论工作者所讨论的上述问题中,有些有逻辑上的联系,有些则没有。但是,这些讨论有一些特点: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律思想观念的重新解释,这在思想解放之初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把被误解或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恢复过来,使人们可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基本思想。第二,对于古今中外法律思想的借鉴和吸收。随着思想解放,大量的关于外国法律制度的介绍和学说不断输入,同时,人们对于民族的优秀法律文化遗产也开始重新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第三,法学研究方法的逐渐多样化。除了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律,人们又开始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法律,改善了人们认识法律的知识结构,扩大了人们的视野。第四,学者研究态度的改进。学者们树立了科学精神,提倡认真治学态度,使法律理论研究成为一种科学研究,使理论法学能够成为科学。第五,研究材料的丰富和论证方法的严谨。学者理论研究的材料越来越丰富,并且对其进行了科学的整理,同时十分注意论证,尽量使证明严密周全。第六,回应现实的需要。例如,1978年提出的不把“诬告反坐”写入刑法的建议,1983年提出的把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建议,1992年提出的我国应尽快签署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建议,1993年关于我国加入世界人权大会的理论对策和建议等等,都是在深入研究法律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第七,与法律实践相结合。学者积极参加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改革活动,为使法律深入社会生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学者们参加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修改,参加了1982年《宪法》的起草修订和后来的历次修改,参加了《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公司法》、《合同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定。学者们还应经济司法机关的邀请,为疑难案件的解决和具体法律如何解释提供专家意见。这些意见一般都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并成为司法机关使用法律的法理依据。第八,法律理论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25年来,学者翻译了大量外国理论法学的著作,且已成为法学理论研究人员经常从事的一项工作。法学理论的译著与其他部门法学的译著一起,开拓本学科研究的视野,丰富法学研究人员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

    (三)相邻学科的研究

    理论法学的研究除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之外,人们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研究面越来越宽,出现了一些与法理学研究联系密切的新学科。

    1.比较法学

    比较法学是20世纪初在西欧兴起的。改革开放之后,比较法学在中国有了全面发展。比较法研究和教学单位大量涌现,比较法专业学术期刊和出版物公开发行,中国比较法学者与国外同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我国比较法学者主要关注下列一些问题。

    法律移植。学者普遍认为,法律移植是可能的。但是,法律移植应该是接受国主动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屈服于外界压力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法律移植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使其本土化。有的学者归纳了法律不成功的基本原因:法律依附于其上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同;机械照搬某一法律规则,而不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和传统;仅仅移值有关法律条文而不考虑法律的实际运行。

    中国能否采用判例法制度。大致有三种观点:中国应该采用判例法制度、反对中国采用判例法制度以及中国不应该采用,但应该加强判例的作用。其中,反对采用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这种主张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判例法传统,中国法官也没有采用判例的经验和制度环境,判例法自己的缺点也不能忽视。

    2.西方法律思想史

    新中国成立以前,“西方法律思想史”常常被包括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加以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按照苏联模式,把法律思想史与政治思想史结合在一起,并冠之以“政治学说史”。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法学教育的逐渐正规化,司法部在自己设定的法学系列教材中包括了“西方法律思想史”。由张宏生教授主编、全国主要从事西方法律思想史教学和科研的学者共同撰写的《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一次将这个课程命名为“西方法律思想史”。此后,西方法律思想史在名称上基本确立下来,全国许多法律院系都有自己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和相应的教材。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西方法律思想史尚没有直接对应的西方法学。西方法律思想史将来是融入其他的学科,还是继续保持一门独立的学科,值得进一步思想。当我国法律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法律世界,越来越多地借鉴国外法律制度的时候,制度的借鉴最终会上升到对西方法律制度赖以支撑的法律思想的理解,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有着广泛的前景。

    与目前国内西方法律思想史重合最多的是法理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法理学。法理学的深入研究便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现代法理学的分界点仅仅是时间上的划分,传统上把这个时间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近年来,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学者开始把研究延伸到20世纪,而法理学者则把研究回溯到古希腊、罗马。照此趋势,法理学特别是西方法理学与西方法律思想史将会融合,也许会出现两者合一的“一般法理学”。

    除法哲学外,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也重视西方宪政理论史问题,虽然国内没有专门宪法思想史的学科,但是从宪政学者们的学术成果上来看,不少内容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内容交叉。例如,民主、主权、人权、法治、分权、代议制、平等、自由等问题,它们既是宪法学家关心的问题,也是西方法律思想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不同之处也许在于,宪法学者更多地注重法律制度的运作,而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学者更多地注重法律制度的理念。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中,还出现了针对国际公法思想史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还只有零星的碎片。例如,格老修斯自然法与国际法,狄骥的社会连带法律关系与国际法,马里旦的世界政府与国际法,凯尔森纯粹法学与国际公法原理,康德永久和平和国际组织法理论,黑格尔的战争理论等,尚没有人与国际法的学者们联起手来将这些点连接成完整的线。另外,在刑法思想史领域,刑法学学者比西方法律思想史学者做得成功。

    比较法学和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使这两门学科在法学研究中获得了自己的地位,明确了特殊的视角,而且,它们还为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和知识。

    (四)法学教育

    我国法学教育与我国法制建设走过的道路基本相同,即50年代的短暂发展,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停滞和取消,80年代的恢复、重建以及其后的发展和繁荣。

    建国初期,我国学习苏联经验,对全国63所高等院校设置的120多个法律、政治、社会等系科进行院系调整,保留了4院4系。到1957年发展为4院(司法部所属的北京、西南、华东和中南政法学院)6系(教育部所属的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北大学法律系)。1956年共计招生2516人,在校生6125人,占当时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1.4%。1957年以后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法学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政法院校大多下放地方调整合并,规模压缩,师生下放劳动或参加政治活动?!拔母铩逼诩?政法院系基本撤销,仅剩的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法律系也长期停止招生,法律人才的培养在中国连续十年成为空白。

    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进入恢复发展阶段。经过25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建立起由普通高等法学教育、成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组成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从教育类型和性质看,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有学科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等。从学历层次看,已经形成从中专到博士后的完整的层次结构。为了加快培养应用型的高层次的法律人才(法官、检察官、律师),我国自1996年起开始招收和培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21世纪我国将全面推进和深化司法改革,这必将对法学教育产生直接的影响并提出更高要求。为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我国需要在许多方面做出努力,例如建立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文凭证书并存的双证书制度;以法律形式建立起严格的法律职业培训制度;建立国家及省司法学院,统一承担和开展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法律职业培训、专项研修和专业继续教育等。

    二 宪法和宪政建设

    从1954年新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起到现在的50年间,我国于1954、1975、1978和1982年颁布了四部宪法。其中,1982年宪法(现行宪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存续时间最长、施行最好的一部宪法。

    (一)现行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1982年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为依据,科学地、全面地总结了我国人民长期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宪法。与前几部宪法相比,现行宪法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在宪法结构上,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和授予。②在宪法规范方面,使用138个条文,同宪法所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相比更为恰当;条文表述更加严谨,用语更加法律化。③在宪法内容上,序言部分确认了四项基本原则、国家今后的根本任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以及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总纲部分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增加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内容;增加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根据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要求,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做了较大的改变;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增加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ぁ?、公民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的限度的规定,更准确地规定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对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国家机构部分增加了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规定;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借鉴其他国家

    的经验,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度,防止领导人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

    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好宪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宪法保障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确立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思想地位,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束了思想领域内的混乱局面,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认识,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2)宪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宪法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颁布以来,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保证人民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作用,巩固和发展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扩大了农村、城市和企业的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3)宪法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宪法为依据,我国制定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各级行政机关建立健全执法机构,随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的法律制度的建立,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我国积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和保障公正司法,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

    (4)宪法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我国依据宪法制定了一系列?;す窕救ɡ姆?,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批准了前一个公约,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按照宪法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定,我国积极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推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1982年宪法颁布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先后对宪法进行了三次修改。

    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现行宪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两条宪法修正案。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に接煤戏ǖ娜ɡ屠?,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闭庀罟娑魅妨怂接玫南芊ǖ匚?,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修正案第2条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取消了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第二次修改现行宪法是在1993年,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宪法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决策。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9条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是:①在宪法序言中增加“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比较集中、完整地表述了党的基本路线。②在宪法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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